唐陵石刻遺存圖集

《唐陵石刻遺存圖集》-目錄

序二 陳雪華 10

序三 劉向陽 16

序四 李浪濤 23

引言 26

唐代皇帝世系表 33

唐十八陵分布圖 34

唐陵基本結構圖 35

唐乾陵古建築分布示意圖 36

唐陵地表文物現狀示意圖 38

唐陵四門穿越軌跡圖 42

正編　唐代帝陵石刻遺存

一 唐高祖獻陵 47

二 唐太宗昭陵 52

三 唐高宗乾陵 57

四 唐中宗定陵 75

五 唐睿宗橋陵 80

六 唐玄宗泰陵 98

七 唐肅宗建陵 113

八 唐代宗元陵 129

九 唐德宗崇陵 135

十 唐順宗豐陵 149

十一 唐憲宗景陵 152

十二 唐穆宗光陵 165

十三 唐敬宗莊陵 173

十四 唐文宗章陵 182

十五 唐武宗端陵 184

十六 唐宣宗貞陵 192

十七 唐懿宗簡陵 202

十八 唐僖宗靖陵 207

十九 唐昭宗和陵 212

二十 唐哀帝溫陵 214

副編　其他重要唐陵石刻遺存

一 唐獻祖李熙建初及唐懿祖李天賜啟運二陵 216

二 唐太祖李虎永康陵 219

三 唐世祖李昞興寧陵 222

四 孝敬皇帝李弘恭陵 228

五 孝明高皇帝武士彠昊陵 233

六 孝明高皇后楊氏順陵 234

七 讓皇帝李憲惠陵 248

後記 250

《唐陵石刻遺存圖集》-出版內容簡介

唐陵氣勢恢宏，石刻技藝精湛，堪稱一座唐代露天石刻藝術博物館。

　　唐陵坐北向南，仿唐長安城格局設計。唐陵神道石刻組合自高宗乾陵遂為定製。自南而北依次為：石柱、翼馬、駝鳥、仗馬及馭手、石人、石獅等，這些石象生除了象徵死者生前的儀衛外，又有守陵護墓的意義。所表達的主題是揚威與懷遠，彰顯大唐帝國皇權至上及天下歸心之願望。

　　「關中勝跡，唐陵為最。」千百年來，唐陵石刻矗立曠野，披風沐雨，盡現斑駁，盡遭毀蝕。其中不少精品被奉為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典範，更是華夏罕見之國寶。

　　本書作者十五年間孤身探訪唐代諸陵及祖陵，以攝影師的視覺在尋找、在等待、在記錄。其慧心善舉，既是對大唐帝陵雕塑藝術史的巡禮，更是對大唐帝國興衰史的解讀。為社會為人類留下了唐陵石刻的神韻和永恒，也圓了人們「一日看盡十八陵」之夢。

　　本書以帝陵先後為序，獨立成章。文字部分包括墓主的生平簡介、陵寢位置、陵山建製、石刻組合及遺存狀況；石刻部分包括標誌性、珍禽類、瑞獸類、仁獸類、儀衛類及紀念性六類，對所涉石象生均有詳盡的文字考證。並標明石刻所在陵區的具體位置。

　　本書融資料性、學術性、知識性、藝術性於一爐，是一份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欣賞價值及收藏價值。

《唐陵石刻遺存圖集》-作者介紹

作者党明放簡介：

鄭板橋資深研究專家。兼治唐代宮廷史及陵寢史。1958年生，陜西蒲城人。曾就讀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初從政，後棄政從文，師從著名學者丁家桐先生。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朗朗書房出版公司編輯、編審，世界漢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資料部主任。現任揚州大學揚州八怪研究所研究員，揚州大學美術學院兼職教授及碩士生導師，中國唐史學會、中國藝術攝影學會及陜西省作家協會會員，臺灣蘭臺出版社駐北京總編輯，臺灣版《中國學術研究叢書》總編纂，中國書籍出版社特約編輯，江蘇興化市鄭板橋紀念館名譽館長等。著有《鄭板橋》、《鄭板橋年譜》、《鄭板橋對聯賞析》、《鄭板橋書畫印章知見錄》、《聆聽唐朝》、《陵寢文化》、《中國古代陵寢文化》、《唐陵石刻遺存圖集》《中國古代陵墓研究》、《唐玄宗傳》、《唐朝公主及其婚姻考論》（合著）及《鄭板橋研究》等，編有《鄭板橋全集》、《鄭板橋印冊》、《鄭板橋楹聯墨跡集》、《揚州八怪楹聯墨跡集》、《中國人最應該知道的文化典故》、《溫故知新：例說中國文化往事》等，其中《鄭板橋》，2018年獲江蘇省政府獎及日文版權貿易獎，《陵寢文化》，2020年獲第九屆陶風圖書獎。

台灣蘭臺出版社編輯部

《唐陵石刻遺存圖集》-序

《唐陵石刻遺存圖集》引言： 大唐王朝二十帝歷十四世二百八十九年，帝王陵寢共計二十座，除第十九位皇帝昭宗李曄和陵及第二十位皇帝哀帝李柷溫陵分別位於河南偃師及山東菏澤外，其餘十八座均分佈在陜西渭水之濱的北山之陽，號稱「關中唐十八陵」。

唐十八陵橫貫蒲城、富平、三原、涇陽、禮泉及乾縣，東西綿延三百華里。幾乎與渭水西漢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義陵、惠帝安陵、高祖長陵、景帝陽陵成平行一線。若以唐長安城為基點，東北連唐玄宗泰陵，西北接唐高宗乾陵，可形成一個102°的扇面，而唐陵就位於扇面的頂端。

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修建於初唐時期的高祖獻陵、太宗昭陵；盛唐時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橋陵；中唐時期的玄宗泰陵、肅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順宗豐陵、憲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莊陵；晚唐時期的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貞陵、懿宗簡陵、僖宗靖陵。不同時期的石刻組合，無論是在單位體量上，還是在精美程度上，都會受到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影響。

北山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一千餘米，重巒疊嶂、雲霧蒼茫、顧盼自雄：金粟山、堯山、逸山、五龍山、明月山、玉鏡山等山勢突兀，山巒相望，山陵環峙；或龍盤鳳翥，或孤聳回絕，或直摩煙霄。如青龍蜿蜒，勢大脈遠。從唐高宗乾陵起，唐陵石刻組合遂為定制。依其題材和寓意可分為：一、標誌性石刻，如石柱；二、珍禽類石刻，如駝鳥；三、瑞獸類石刻，諸如翼馬、犀牛、石虎、石獅；四、仁獸類石刻，如獬豸；五、儀衛類石刻，諸如仗馬、石人；六、紀念性石刻，諸如昭陵六駿、乾陵述聖紀碑、乾陵無字碑、蕃臣像。

一、石柱，亦稱望柱，或稱華表，簡稱表。在漢代，華表稱桓表，亦稱桓楹。陳、宋間訛桓為和，江左遂雲華表。其制以大版貫柱四出。華表最早用於交通標誌，置於亭郵、橋梁、城門及宮殿之前，又可作為界標使用。陵墓之前列置石柱始於春秋戰國時期燕國第三十九任君主昭襄王陵墓。東漢前多為木制，東漢時改木為石。自南朝起，帝陵前列置石柱已成定制。

關於石柱的形制，漢代柱身為圓形，且有題額的垂直瓜稜紋（瓜稜紋便是柏歷使用竹子的孑遺），在其兩端各有一道繩辮紋帶，柱頂為圓雕獅頭。石獸之下為蓮花紋蓋盤。南朝與其接近，但明顯地反映出了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影響。

唐自乾陵始，諸陵石柱形制相近，柱身皆為八稜形狀。柱頭皆為寶珠。在柱座、柱身及柱頂臺盤相接處各浮雕仰、覆蓮一周，柱身各稜面改垂直瓜稜紋為線刻蔓草花紋。這些變化有可能是受到佛教文化對的影響。

二、駝鳥，中古波斯語ush-tur murgh，即駱駝鳥。初稱大鳥、大雀、大馬爵，亦稱鸞鳥。駝鳥頭小眼大，頸長毛松，通高2.70米左右，體重可達150公斤，奔跑時速可達60公里。原產中西亞和非洲氣候幹燥的沙漠地帶。地質時代，我國北方地區就有駝鳥分佈，後因自然環境的變化，駝鳥逐漸消失。《魏書．西域傳》中記載波斯國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記其「高七尺，足如駝，有翅而能飛，行日三五百里，能啖銅鐵，夷俗呼為駝鳥。」

駝鳥作為異邦神鳥，有「見者天下安寧」、「至者國家安樂」之意。漢唐時期，域外使者常把鸞鳥作為貢品獻給中國，《舊唐書》中有波斯、吐火羅等國向長安進獻大鳥的記載。是中外友好和文化交流的象徵。李白《秋浦歌》詩雲：「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摶衣。」

永徽元年（650）五月，高宗曾把吐火羅國進貢的駝鳥獻於昭陵，仍刻像於陵之內。他認為只有神鳥才有資格供奉皇帝。充分體現出了高宗對其父皇的仁孝之舉。

唐自乾陵始，諸陵神道皆置駝鳥。武則天則視駝鳥為「聖君世」、「祥瑞出」的珍異。在唐陵的石刻群中，駝鳥皆為高浮雕，並將其設計成足踏仙山的姿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沈睿文教授認為：駝鳥與翼馬、犀牛皆可理解為表現「懷遠」。它們在神道前共同構成一個出行的祥瑞組合。

三、翼馬，即傳說中「從西極，陟流沙」而來的「天馬」，也有學者認為是「龍馬」。翼馬頭上有角，兩脅有翼，翼上刻有忍冬花紋，可憑借翅膀而天上人間。在漢代，曾稱西域及中亞地區的良馬為「天馬」。自晉以來，天馬被視為祥瑞的化身，以示明君盛世。陵墓前置翼馬始於唐乾陵，並於腹下雕刻雲柱。

翼馬作為外交活動的紀念物，最終形成了盛唐時期文化「一體兩翼」的格局。即以中國文化為「一體」，以西方國家文化及周邊民族文化為「兩翼」。

四、犀牛，屬於嘉瑞動物，被古人視作神異。漢唐時期，西域、南亞和東亞地區的國家曾將犀牛作為貢品獻於中國。《太平御覽》卷八十九載：「犀角通天，向水輒開。」郭璞註《爾雅》：「犀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卑腳，腳有三蹄。」

縱觀華夏歷史，歷代統治者無不重視犀牛。殷周時期，以制銅犀牛為重器。西漢薄太后薨後，曾以生犀殉葬。唐太宗李世民曾將外國使者進貢的犀牛獻於太廟，並刻石置於獻陵，以表現唐高祖李淵的「懷遠之德」。

五、石虎，虎為百獸之王。墓前置石虎最早見於西漢霍去病墓和張騫墓，帝陵置石虎以西漢魏文帝陵為最早。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載：「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生角。」事實上，漢魏兩晉南北朝陵前的天祿和辟邪就是以虎為主體的，或是以獅虎相結合的神化動物。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載：「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

大唐開國君主李淵祖父名諱虎，唐初諱虎為武。加之李淵又標榜自己承繼「祖德」，年號武德，實為虎德。高祖駕崩，葬獻陵，故以石虎作獻陵門獸。

六、石獅，獅子，古稱狻麂，或狻猊。《爾雅》：「狻猊如虦貓，食虎豹。」註：「即獅子也，出西域。」《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

獅子原產非洲和西亞，當地人視獅子為神獸。在神話中，埃及的獅子被用作聖地的守衛。東漢時期，域外將其作為貢品運到中國。自東漢以來，就有以獅子或獅形石獸裝飾陵寢。陵前置石獅以示皇權至上。

帝陵置石獅以北魏孝莊帝靜陵為最早。到了南朝，人臣墓置石獅，帝陵則置天祿、辟邪。

在唐代，獅子被視為「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的神獸。貞觀九年（635），康居國進貢獅子，唐太宗特命秘書監虞世南作〈獅子賦〉。又命閻立本為獅子寫生。

獅子被視為獸中之王。用作佛前守護，最早見於佛教雕刻。釋迦牟尼自稱「人中獅子」，佛床稱為「獅子床」，佛最上首的文珠菩薩，也是騎著獅子。

唐自乾陵始，諸陵四門各置石獅一對，左牡右牝，牡獅卷鬛閉口，牝獅披鬛張口。石獅雄踞陵前，威視神道（或稱禦道、司馬道），既增添了墓中人曾君臨天下的氣勢，又給陵園籠罩了一層神聖、尊嚴和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氛。從而喧染了帝陵的威勢和大唐帝國的強盛。

七、獬豸，也稱解廌，或解豸，又稱直辨獸、觸邪。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上古神獸，體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類似麒麟，全身長著濃密黝黑的毛，雙目明亮有神，額上通常長一角，俗稱獨角獸。考古發現，秦代之前的獬豸都是一角羊造型，牛形獬豸則出現在東漢之後。

關於獬豸，東漢楊孚《異物誌》載：「性別曲直。見人鬥，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東漢王充《論衡》：「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陶敬羊。」臯陶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決獄果敢，執法公正。遇到曲直難斷的情況，便放出獨角神羊，依據獬豸是否頂觸來判定是否有罪。

作為中國傳統法律的象徵，獬豸一直受到歷朝的推崇。相傳在春秋戰國時期，楚文王曾獲一獬豸，照其形制成冠戴於頭上，於是上行下效，獬豸冠在楚國成為時尚。秦代執法御史也帶著這種冠，漢承秦制。到了東漢時期，臯陶像與獬豸圖成了衙門中不可缺少的飾品，廷尉、禦吏等都帶獬豸冠。而獬豸冠則被冠以法冠之名，法官也因此被稱為獬豸，到了清代，御史和按察使等監察司法官員都一律戴獬豸冠，穿繡有「獬豸」圖案的補服。

獬豸形象是蒙昧時代以神判法的遺跡。獬豸與法的不解之結，還可從古代「法」字的結構得到解答，古體的「法」字寫作「灋」，而「廌」即為「獬豸」，「廌法」二字合為一體，取其公正不阿之意，所以從水，取法平如水之意。

清代孫楷《秦會要訂補》卷十四記載：「侍御史冠獬豸冠」。《隋書•禮儀誌》載：「法冠，一名獬豸冠，鐵為柱，其上施珠兩枚，為獬豸角形。法官服之。」庾信《正旦上司憲府》詩中就有「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的句子。唐人岑參《送韋侍禦歸京》詩中有：「聞欲朝龍闕，應須拂豸冠。」

獬豸不但是執法公正的化身，而且還是完美騎士的代表。

八、仗馬，是宮廷儀仗的一個重要部分。西漢司馬遷《史記•平準書》載：「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後漢書》卷二十四載：馬是「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一濟遠近之難。」商周時代，就有以真車真馬為死者殉葬的習俗，後以車馬俑取而代之。墓前置石馬最早當屬西漢霍去病墓。帝陵置石馬，有可能始於東漢光武帝原陵。唐陵除獻陵外，諸陵均置仗馬及馭手。宋明清沿襲，但其仗馬數量、馬飾及馭手則有所不同。帝陵神道置仗馬可能是象徵馬隊，也可能象徵大朝會的儀衛。

神道仗馬置數為十，可能與「十驥」之說有關。《唐會要》卷七十二載：「貞觀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幹遣使朝貢，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奇之，各為制名，號曰十驥。其一曰騰雲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白，四曰元光驄，五曰決波瑜，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上乃敘其事曰：骨利幹獻馬十匹，特異常倫。觀其骨大叢粗，鬣高意闊，眼如懸鏡，頭若側磚。腿像鹿而差圓，頸比鳳而增細。後橋之下，促骨起而成峰；側韉之間，長筋密而如瓣……」

唐長安城歷來就有玄武門屯兵的傳統。玄武門置仗馬，猶如禁苑玄武門的飛騎。仗馬取數為六，似與漢魏以來「天子駕六」制度有關。《通典》載：「昔人皇乘雲駕六羽出谷。」唐人杜牧〈長安晴望〉詩：「翠屏山對鳳城開，碧落搖光霽後來；回識六龍巡幸處，飛煙閑繞望春臺。」

九、石人，帝陵列置石人以北魏孝宣帝景陵和西魏文帝永陵為最早。唐陵列置石人始於乾陵。《唐會要》卷二十五載：「文武官行立班序，通乾觀象門外序班，武次於文，至宣政門。文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閣門亦如之。其退朝，並從宣政西門而出。」帝陵置石人不僅僅是皇宮儀衛，而且也是文武百官或者被視作百官衙署的象徵。

唐自泰陵始，石人有文、武之分：文臣頭戴高山冠，身著廣袖大袍，手持笏板；武將頭戴鷸冠，身著裲襠，雙手拄劍。這十對石人不僅文武各半，而且左文武右班列，此與唐朝「朝日」的禮儀相吻合。

帝陵列置石人取數為二十，似與當時的儀制有關。唐初，天子廟社門、宮殿門每門各列二十四戟，玄宗開元六年（718），改天子廟社門、宮殿門每門各列二十戟。二十當為最高皇宮儀衛。 十、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初唐征戰群雄的統一戰爭中所乘的六匹戰馬的寫實性石雕。除兩駿流落國外（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其餘四駿現存西安碑林博物館。

貞觀十年（636），文德皇后入葬後，李世民為了彰顯其橫掃群雄的絕世武功，詔令閻立本繪制六駿形象，自己則親撰銘贊，歐陽詢書丹，並由工匠鐫刻。

昭陵六駿採用高肉浮雕手法，分別雕刻在六塊石屏上。並置於昭陵北司馬門內寢殿前的白石臺階之上。後代整修時將其移置於東、西兩廡，將特勒驃、青騅、什伐赤依次置於東廡，將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依此置於西廡。昭陵六駿屬於門仗之馬，含有紀念和警示之意。

十一、述聖紀碑，位於乾陵朱雀門西闕樓之前。其身由七塊巨石組合而成：碑身為五塊，有榫扣接；碑頂一塊，廡殿式頂蓋；下方西南和東南角各雕刻一蹲踞力士。碑座一塊，雕有獬豸及蔓草花紋，當地稱為「七節碑」。其節數取自於「七曜」，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意為唐高宗「文治武功」如七曜光照天下。

據《來齋金石刻考略》載：述聖紀碑碑文為武則天親撰，中宗李顯書丹。文字初刻時「填以金屑」，可謂金光閃閃，據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光耀千秋。

述聖紀碑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十二、無字碑，位於乾陵朱雀門東闕樓前。由一塊完整的巨石雕成，重約百餘噸。碑首刻有八條纏繞的螭龍 碑身兩側線雕大雲龍紋，謂之「升龍圖」。意即皇帝功高德大。整個無字碑渾然一體，為歷代群碑之冠。

無字碑因其無「字」而著稱。千百年來，猜測紛紜。宋金元後，遊人吟詠詩篇刊刻其上。題刻者凡三十九人，共計四十二段，其中：陽面三十三段，陰面九段，起於宋，終於明。

據文獻記載，在唐十八陵中置無字碑僅有兩通，一通在乾陵，一通在定陵，二者形制相仿。惜定陵之碑毀於文革年代。

十三、蕃臣像，或稱蕃酋像。王子雲先生稱其為客使像；劉慶柱、李毓芳稱昭陵為蕃君長像，乾陵為蕃臣曾侍軒禁者群像，定、泰、崇、莊、簡諸陵為蕃民像；劉隨群稱崇陵為祭壇石人。在古代陵墓石刻中列置蕃臣像最早者當為西漢霍去病墓。將這些蕃臣像列置陵前，以助威儀；或者以此來裝飾陵墓，讓其服侍死者。

在昭陵十四尊蕃君長石像中也含有「為先君所擒伏者」之意。乾陵六十尊（一說六十四尊）王賓像約建於神龍元年（705）前後。崇陵蕃臣像的服飾與南亞國家和地區的服飾有關。似為友好國家和地區的使者。具有積極的政治意義。

需要強調的是，在唐陵的蕃臣像中，更重要的是臣服者和受寵者。守陵護墓，既反映了皇帝生前之儀衛，也反映了唐朝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政治生活。

本書分正、副兩編。正編內容包括：唐高祖李淵獻陵、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唐高宗李治乾陵、唐中宗李顯定陵、唐睿宗李旦橋陵、唐玄宗李隆基泰陵、唐肅宗李亨建陵、唐代宗李豫元陵、唐德宗李適崇陵、唐順宗李誦豐陵、唐憲宗李純景陵、唐穆宗李恒光陵、唐敬宗李湛莊陵、唐文宗李昂章陵、唐武宗李炎端陵、唐宣宗李忱貞陵、唐懿宗李漼簡陵、唐僖宗李儇靖陵、唐昭宗李曄和陵、唐哀帝李柷溫陵等二十座帝陵石刻遺存；副編內容包括：唐獻祖李熙建初陵及唐懿祖李天賜啟運二陵、唐太祖李虎永康陵、唐世祖李昞興寧陵、孝敬皇帝李弘恭陵、孝明高皇帝武士彠昊陵、孝明高皇后楊氏順陵、讓皇帝李憲惠陵等八座追封的祖陵及帝陵石刻遺存。

為了滿足不同階層人士欣賞和借鑿的需要，在每座陵中，所拍照片包括全景、遠景、中景、近景及局部特寫

《唐陵石刻遺存圖集》-內容連載

序一

沈睿文

昔寅恪先生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並有研治學術「預流」之謂。此為後輩學者指明古今學術史之通義。然近日學者對此或有誤解者。觀先生之言，其要在乎新材料與新問題。參先生治學之道，則此中最竅妙者又在新問題一節。若能發覆問題，則材料皆為「新」；否則便盡為「舊」。亦即新出土的材料未必便為新材料。所謂材料之新舊，無關乎其發現之早晚，而在研治者能否於其中發現尚未言及之問題。先生治學所用之材料，便是習見者，並不喜用所謂新材料。此斷非先生不知新出土之材料，而是先生示吾輩以研究之關鍵，純在乎研治者之才、學、識。由此視之，對已有材料的整理、重新發掘，其意義並不亞於新出土之材料。某種意義上，對於研治者而言，前者甚而更為重要。此恐是寅恪先生治學範式意義之所在。

有唐一代帝陵制度承前啟後，在我國帝王陵寢史上地位固然重要，更波及突厥等民族之陵寢制度。石刻制度是帝陵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然囿於資料刊佈之局限，尚未見有專門之研究。斯為一大憾事。唐陵歷經滄桑，石刻矗立荒嶺，至今猶有盜劫之事。華夏文化遭此重創，痛何如斯！所幸唐陵圖錄已出版多種，得以保存窺伺石刻早年之面貌。惟其圖片多零散復無系統，加之精度不高，讀者難以據此綜理出一清晰之脈絡。党明放先生往歲嘗考訂板橋年譜，用功甚深，其書精博，為學林所重。今先生屬意唐陵石刻，翻山越嶺不辭辛勞，六至陵區，以一己之研究視角系統拍攝，並分類整理，詳加考辨，遂成此書。更可貴者，此書所關註者不獨所謂「關中唐十八陵」，惠陵、順陵以及初唐追封之永康陵、興寧陵亦在其列。唐陵石刻因先生之視角得以系統呈現，他日學者或亦得以據此有所發覆，則先生著述之功不可沒。故先生之觀點或有可商之處，然亦不能損其意義於絲毫。惟望他日復有河南緱氏恭陵及河北隆堯建初、啟運二陵石刻，則美之美矣。 先生乃純善之人。去歲，先生復至昭陵補拍效果不佳之圖片，適逢我在昭陵整理臨川公主墓資料，得以親歷先生之風。風塵僕僕，卻渾然不知其苦，樂在其中，且意氣風發。今年肅宗建陵東門石獅被盜，其原貌雖幸賴先生著述得以存世，然先生之痛天地可鑒，此為吾儕所不及也。

昭陵相聚如昨，今受命為先生序。我雖曾關註唐陵，但於石刻一事卻無所成。先生此書之刊佈，恐將一改唐陵石刻研究之現狀，或有使之成為發覆新問題之新材料者，豈僅供欣賞、收藏哉？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沈睿文，唐陵研究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